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是引发世界力量格局、国际关系变迁的重要因素，也是迫使美国痛下决心，让G20提前替代G8的直接原因。因为当今全球治理中的任何问题(无论传统还是非传统安全)都离不开中国的参与和合作。

　　(一)中心国家地位基本确立。危机将中国提前(至少5年)推入世界舞台中心，国际合作空间明显拓宽，关键在于能否充分有效利用。

　　危机中，我国经济持续增长，使世界避免大萧条重演，起中流砥柱作用；危机后，我国仍是世界经济主要引擎，增速将遥遥领先于美日欧。IMF预测，2010-2015年我国GDP将年增9.7%，增量居全球第一，累计将达45278亿美元，占世界总增量的19%，美为39933亿美元，退居第二占16.7%。我国GDP占全球产出比重将由2009年的8.5%(2000年为3.7%)增到2015年的11.5%；今年超日无悬念(2009年我国GDP为49089亿美元，日为50680亿美元)，居美后为世界第二、亚洲第一(GDP规模虽不能充分反映一国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水平，但对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影响大)；到2015年，我国GDP相当于美比重增至51.7%(2009年为34.4%。如不出意外，2025年前两国GDP规模将旗鼓相当)，是日本和德国的1.5倍和2.5倍；我国在“金砖四国”中鹤立鸡群，GDP规模超三国之和(2009年占“金砖四国”总量的54.8%，2015年为54.6%)。在G20机制内，我国的作用与影响持续上升。IMF预测，2009-2015年，G20占世界经济比重将由2009年的87.8%增到2015年的90.3%，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将达96.4%；新兴经济体影响与力量扩大，占G20经济比重将由2009年的37.1%(剔除欧盟非成员国)增到2015年的46%，发达国家降至54%；我国所占比重将由9.6%增到12.8%，美由28%降为24.7%，日由10%降到8.4%，欧盟由32.3%降到26.37%(地区影响无法与国家相提并论)。可见，G20国际地位与影响上升，主要源自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的牵引作用；中美对G20机制未来发展起关键作用。

　　(二)起东方与西方、G7与BRICs、发达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合作的桥梁与纽带作用。

　　从现行机制看，G20并非最佳平台，金融危机将其匆匆推上机制化进程，迄今仍充满不确定性，且前景尚不明朗。但对我国构建和谐世界、实现和平发展战略目标，G20机制应是过渡期的最佳选择，是我国必须借助由世界大国跃升为世界强国的理想平台。
　　回顾历史，今天的G20平台非常类似上世纪90年代的APEC论坛。后者是我国加入的第一个区域组织，利用APEC这一“经济搭台外交唱戏”平台，我国恢复并稳固与美国关系，营造起相对和谐的周边环境，确立了地区大国地位，并借APEC这一桥梁，缩短融入世界的时间，顺利晋升为世界大国，亦给今天的和平发展铺平道路。未来20-30年将是我国由世界大国跃升为世界强国的关键期，难免对美霸权构成威胁与挑战。布什政府时期的“两面下注”、“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以及奥巴马政府提出的“核心战略利益”，均反映美对我国和平崛起的忧虑与防范。而我国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需要有一个可预见、较宽松、非对抗的外部环境，需要有一种全新的全球性制度安排，G20应是现阶段较理想的制度性安排。从可塑性、代表性、灵活性、宽松性等分析，在G20机制内，我拓展空间大，回旋余地广，借助力量多，承受压力相对小。
　　未来相当长时期内，鉴于我人均GDP较低(据IMF统计，2009年我人均GDP为3677美元，只相当美的7.9%、德的9%、日的9.3%、俄罗斯的42.3%、巴西的44.7%。笔者预估，即使我GDP规模与美持平，但届时人均GDP只相当美的20%)，但经济规模将持续膨胀，中等收入与世界强国的双重角色更加凸显，我国在G20机制内的身份与作用非常特殊，主要起东方与西方、G7与BRICs、发达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桥梁与纽带作用。在发展问题上，我应代表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说话，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在IMF等机构改革上，我国应为新兴市场争取更多话语权；在失衡调整上，需要承担更多责任，这符合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的整体目标。只要运用得当，可同时赢得新兴市场与发达国家的支持，可借助G20机制化进程，延长战略机遇期至2030年，以合作而非冲突或战争方式最终实现经济崛起。变化中的世界往往给我国更多有所作为的机会，风险不可避免，机遇千载难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