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袁正敏一年前路过一栋高楼时，被从天而降的晾衣竿扎进头顶，落下了轻度智力缺损、颅骨缺损等终身残疾。由于找不到掉落晾衣竿的业主，该楼49户业主成为被告。备受关注的重庆“天降叉棍案”日前在重庆市九龙坡区法院一审宣判，除了一套清水房没住人的业主不担责外，其余48家住户均要担责，伤者担责两成，48家住户分摊八成责任，每家判赔4326元。
　　令人震惊的是，“天降叉棍案”只是一起典型的高空坠物案，各种各样的高空坠物伤人悲剧依然在不断上演。如何减少乃至根除高空坠物伤人事件，至今仍是一道难解的法律课题。

　　天降叉棍无“元凶”住户“连坐”来赔偿

　　2008年11月24日上午11时许，22岁的袁正敏在渝州新城一家超市出口附近摆摊，一根带金属叉头的叉棍突然从天而降，叉进她的头顶，伤及脑组织。在花掉7万元医疗费后，袁正敏暂时出院回家继续治疗。
　　随后，袁正敏的丈夫凌勇多次去现场找寻肇事者无果，无奈之下，他们把最有可能掉落叉棍的渝州新城2号楼7号、9号户型的49套房子的业主告上法庭，提出包括医疗费、伤残赔偿金等在内的40万元赔偿请求。
　　九龙坡区法院审理此案后认为，结合本案实际情况，毕竟大多数业主的责任是基于其房屋与损害发生的关联性而产生，除了隐藏在其中的真正“肇事元凶”之外，其他业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无辜的。为了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缓和矛盾，宜由被告业主对伤者损失分担相应责任。
　　由于袁正敏受伤后产生了6万余元医疗费、12万余元残疾赔偿金，加之袁正敏受伤生活无法自理，2岁小女儿要抚养到18岁成年，共需4万余元。法院最终认定：袁正敏受伤产生25.9万余元费用，袁正敏承担20%的责任；除了业主王艾堂房屋是清水房未住人不赔以外，其他48家赔偿总额为20.7万余元，每家赔偿4326元。
　　宣判结束后，面对“连坐”式的赔偿结果，众多业主表示不愿意赔钱。但有的业主也表示，在找不到肇事者的情况下，大家可以出点钱让伤者得到生活保障。

　　悲剧频频发生“连坐”赔偿缺少震慑力

　　事实上，高空坠物伤人案又何止“天降叉棍案”一例！“天降叉棍案”发生后，重庆高空坠物事件依然接连发生，甚至愈演愈烈。
　　据调查，2月25日，南坪西路31号台湾花园A座飞下一个木衣架，砸中正在楼下买东西的55岁女士黄代琼，她被紧急送往市三院，所幸只是头皮受外伤。3月3日下午，小翔(化名)随妈妈路过渝中区新华路83号附近，一块假山从天而降，砸在小翔头上，伤及脑髓，小翔当场昏迷。5月4日，沙坪坝小龙坎附近一住宅楼掉下砖块，先砸中一辆汽车，又擦伤一名正在工作的清洁工……去年以来，被媒体报道过的重庆高空伤人案就达10起之多。
　　记者在南岸区江南国际新城了解到，最近两三年来，这个小区接连发生高空坠物的“怪事”，坠物的种类千奇百怪，从常见的烟头、生活垃圾，到致命的菜刀、铁砣、剪刀，再到让人恶心的卫生巾、避孕套。楼上扔一次东西，物管人员就挨家挨户敲门宣传一次，但即使这样，业主乱扔东西的行为依然有禁不止。
　　高空坠物伤害人后，往往找不到责任人。根据相关法律，“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致人损害，抛掷人承担民事责任。不能确定谁为抛掷人的，由建筑物的所有人或者全体使用人承担民事责任。但能够证明没有抛掷该物品的人不承担责任”。然而，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这样处理往往引起争议。因此，防高空坠物专项立法，应该在找不到责任人时，进一步明确承担民事责任的当事人，避免法庭上的争议。
　　许多市民认为，在找不到肇事者的情况下，“连坐”赔偿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但这种办法可能会产生越来越多的肇事者，不足以震慑高空坠物行为，因此高空坠物惨剧依然不断上演。

　　防高空坠物需完善法律重罚恶习

　　重庆市民张晓露说，一幕幕高空坠物伤人的悲剧不断上演，说明单纯依靠道德教化、上街宣传和撒宣传单，只是隔靴搔痒。只有给高空坠物套上法律枷锁，才能有效地制止悲剧重复发生。现行法律往往把注意力集中于如何惩处高空坠物责任人的问题上，却缺少预防高空坠物的法律条文。比如，有的人习惯于把卫生纸、瓜子皮、废菜叶从窗口扔出去，即使击中外面的人，也基本不会砸伤，对此社会上只有道德约束，只有等高空坠物伤人案发生后才能施以法律手段，却无力改变他扔东西的恶习。
　　“香港之所以无人敢在大街上随地吐痰、扔烟头，是因为香港对这种行为采取了重罚手段，数千港元的罚款最终根除了一些人的恶习。”重庆市社科院研究员孙元明说，因此，防高空坠物，应立足于有效预防，着眼于改变许多人的恶习。内地也应该向香港学习，对于那些向窗外扔东西的责任人，不管是否伤人，一旦发现就应该予以重罚。主管部门可采取有奖检举揭发制，鼓励广大市民搜集证据，向这种恶习宣战。
　　高空坠物伤人后，法庭审理时往往以民法为依据，侧重经济赔偿。对此，一些法律专家认为，对有关责任人应予以严惩，伤人者不仅要负民事责任，也应受到刑法的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