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结增长主义有利于实现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目标

　　●发展新阶段“民富优先”有利于实现“民富国强”的大目标

　　●我国已进入“不分好蛋糕就做不大蛋糕”的关键阶段

　　●国有企业需要把盈利性建立在公益性的基础上

　　今后5至10年，我国将处在以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的第二次转型与改革的关键阶段。这一次转型与改革，具有很强的时代性特点，并将对我国后10年、20年、30年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以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的第二次转型与改革，关系到未来几十年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

　　新阶段我国社会需求结构开始发生重大变化

　　未来几年国内的消费需求将替代外需，形成消费主导的基本格局，就在于新阶段全社会需求结构将实现战略性升级。发展方式转变的成功与否，首要的关键是能不能适应这个大趋势做出战略抉择。
　　1.社会需求结构变化的基础是我国开始进入发展型新阶段
　　改革开放30年，我国社会需求结构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开始由生存型阶段进入发展型新阶段。
　　何谓发展型新阶段？从消费结构来看，发展型新阶段更重要的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的基本物质需求比例明显降低；从经济结构来看，农业比例较小，工业、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开始占据主导地位，经济发展对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的需求程度逐步的提升；从社会结构来看，这样一个变化，使得多数社会成员从事工业和服务业，由于市场分工的拓展，社会群体开始分化，并且利益分化将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在发展型新阶段，保障并提升人的发展权成为发展的主要任务。
　　2.社会需求结构变化的本质是人对自身发展的基本需求
　　社会需求结构变化的趋势，反映的是人对自身发展的追求，并且开始成为发展型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目标。第一，收入分配与人的自身发展。长期以来，居民收入水平偏低，直接制约了中低收入群体的发展空间；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使不同群体、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发展机会受到制约。第二，基本公共服务和人的自身发展。基本公共服务是提高人的能力、过上有尊严生活的重要条件。第三，资源环境和人的自身发展。资源环境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一个要求，更重要的是中高碳经济将降低人们的生活质量。从经济的角度看，建立在人的素质提高、人力资本提升基础上的增长，比建立在物质要素增加基础上的增长更可持续。从社会的角度看，所有人获得公平的机会，都能够公平分享发展成果，才能保持社会和谐稳定，才不至于因社会问题导致经济停滞。第四，公共治理和人的自身发展。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公民社会对公共治理的需求与人的发展直接联系在一起。这主要表现在，人们对公共产品的需求使人们更为迫切地要求了解公共信息，表达自身利益诉求，参与公共事务决策过程，建立、完善广泛的社会监督机制等。

　  “十二五”时期发展方式转型的基本趋势

　　“十二五”发展方式转变会呈现什么基本趋势？总的判断是：“十二五”是改革发展实现历史转变的关键五年；是第二次转型和改革的历史起点；是扩大居民消费、构建消费大国的关键五年；是打破行政壁垒、大力推进城镇化的关键五年；是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关键五年；是推行低碳经济、实现绿色发展的关键五年。
　　1.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的转型
　　消费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消费主导的发展模式更具稳定性和持久性。
　　(1)投资-消费失衡是现行经济发展方式的突出矛盾。从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来看，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长期高于消费。最近几年，消费的贡献率在逐步提升，尤其是2008年以来随着经济刺激政策的出台，消费的增长比较明显。但总体来看，消费还是一个逐年走低的趋势，其中主要的是居民消费率的下降。
　　(2)未来5年左右要努力实现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的历史性转变。首先，从国际经验来看，在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的时候，投资出口对GDP的影响呈下降趋势，消费开始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当前，我国的人均GDP在3000到4000美元之间，应当说正处在提升消费率的历史拐点。
　　(3)要实现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的转变，关键取决于能不能推动相关政策和体制的创新。如果“十二五”时期，最终消费率、居民消费率都提高5～10个百分点，也就是居民消费率由现在的49%提高到55%左右，居民消费率由现在的35%恢复到50%左右的话，那么就会初步形成消费主导的基本格局。这样一个目标在未来的5年左右能不能实现？第一，取决于消费政策的调整和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重大变化。第二，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关键在于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例如：以缓解收入差距为目标，启动新一轮财政税收体制改革；控制政府财政收入增长速度，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以资源红利的社会共享为目标实现国有资源的合理配置；推进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构建财产性收入的体制基础，逐步缓解并缩小居民过大的财产性收入。
　　2.工业化主导向城市化主导的转型
　　城市是消费的主要载体，加快城市化进程是构建消费大国或者形成消费主导的战略性选择。“十二五”时期，我国正处在由工业化主导向城市化主导的转型和变革的重要阶段。总体上说，工业化处在一个调整提高的阶段，城市化将呈现快速发展的基本趋势。
　　(1)城市化进程对发展方式转变会产生重要影响。改革开放30年，我国的城市化不仅滞后于工业化进程，也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有一定的差距。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个国家人均GDP3000美元，城市化率大概在55%左右。2009年我国人均GDP已超过3000美元，开始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但城镇化率仅为46%。由此，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国内消费需求的释放和升级，导致内需不足和产能过剩。
　　(2)未来5年，我国将形成城市化主导的新格局。也就是说，我国城市化率至少由现在的46%达到50%以上。有没有这种可能呢？第一，未来的5年，我国将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重要阶段。城市化率每年将提高1%至1.2%，由现在的46%达到50%。这个快速发展，由东部向中西部扩张，中西部的城市群将成为突出特点。有一个误区，以为中部的落后主要是工业化率太低。但从统计数字看，中部的工业化贡献率，与全国的平均水平差不多。但中部的城市化率滞后于东部15个百分点，甚至还低于西部0.6个百分点。预计“十二五”时期，以武汉城市圈为重点的城市群将成为中部城市化的一个突出亮点。在大中城市加快发展的同时，将出现大城市群、城镇化、区域一体化齐头并进的格局。第二，城市间的竞争与发展将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活力。第三，适应城市化时代需求的第二次转型和改革。未来5-10年，改变城乡二元制度安排，我国的城市化率至少可以提高10个百分点，“十二五”时期应当尽快改变城乡二元的制度安排；二是推进行政区划体制改革，为形成经济主导的城市化新格局提供制度支持；三是推进中央和地方的合理分权，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城市发展自主权。
　　3.公共产品短缺向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转型
　　(1)我国开始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九十年代中期以前，家庭的支出主要是私人产品的支出。近十多年来，家庭的支出开始逐步向教育、医疗这样一些支出转变。总体上看，现在个人用于公共产品的年均支出大概是九十年代中期以前五年的支出总额。公共产品短缺时代的到来，政府公共服务投入总量明显增加，数量上说是历史最高的。但是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以及占GDP的比重相对来说还是偏低的。比如，2008年医疗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为4.4%，社保与就业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为10.9%。我国教育支出的绝对数在明显加大，但是相对比例却有所降低，2008年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从3.2%降到2.97%。2009年世界平均教育支出是4.6%。
　　(2)解决公共产品短缺时代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我国发展方式转型将产生重大影响。首先，它关系到消费倾向又涉及到再分配的水平。比如，公共服务与消费率，澳大利亚蓝领是发周工资，周五晚上一般支出都很大。为什么他们敢于当期消费，就是有安全的社会保障网。印度的消费率也较高，它的消费率与财产权清晰直接相联系。严格而清楚的财产权是印度消费率比较高的一个重要条件。
　　(3)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经济水平的制约，更涉及到制度的安排。未来10年，广东省将拿出近2.5万亿解决全省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是不仅国内领先，而且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是一个财力问题呢，还是一个结构性问题呢？广东调整了财政支出结构，把用在其他地方的钱拿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有眼光的战略性选择。广东省这样一个大手笔的投资，会明显改善广东的经济社会发展条件，会由此加快形成广东人力资源优势，这对广东的发展方式转变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4)我国要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重要的是要加快建立公共服务体制，构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体制基础。要明显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真正建立一个公共财政体制；要明确划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务职责上的分工体系和由此的问责制；要尽快出台全国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
　　4.中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的转型
　　低碳经济不仅是对现行发展方式转型的挑战，更是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历史机遇；它不仅涉及节能减排的技术创新，更是以破解结构性矛盾为核心的制度变革；它不仅是一场环境革命，更是一场深刻的经济社会革命。
　　5.增长方式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型
　　以GDP为核心目标的经济增长与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有内在的联系，并形成政府追求经济总量扩张的相关机制与政策。例如，上级政府确立一个量化的增长目标，层层分解，落实到各地各级官员身上，使GDP的增长成为官员考核升迁的主要指标。这一机制的形成，必然助长权力干预经济。在社会矛盾的处理中往往倾向于为GDP增长让路。这样，改变GDP为主要目标的增长方式，不能不改变政府主导型的增长方式。“十二五”时期，政府转型将成为我国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和重点。
　　政府转型具有深刻性和复杂性。从现实情况看，政府的职责划分和政府的自身利益直接联系在一起。过去我们一再讲，政府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今天，由于现行的财税体制、干部选拔机制等综合性因素，使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开始形成并具普遍性。为此，改变政府主导型的增长方式和改变政府自身的利益倾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十一五”规划强调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改革的关键和重点。这几年行政体制改革有所进展，但是总体上没有大的突破，甚至在有些方面矛盾问题更为突出。要改变政府主导型的增长方式，重要的是在“十二五”时期加快推动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行政体制改革。比如：建立中央地方严格分工的公共职责分工体制；推进行政区划体制改革；推动行政体制范围内的三权分设的改革；推动公共治理结构的建立和完善。

　　解放思想，实现政府发展理念的深刻变革

　　从实践看，发展方式的转变必然伴随着一场深刻、广泛的理念变革。如果理念不转变，很难制定出一个好的规划，就算有好的规划也很难执行好。
　　1.由“经济增长”向“经济发展”的理念转变
　　从实践看，增长主义的突出特点是：以政府为主导、以国有经济为主体、以重化工业为载体、以资源环境为代价、以投资出口为驱动、建立在低成本优势上的投资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事实上，经济增长不能解决发展的全部问题。发展除了增长这一要素外，至少还包括结构、分配、就业和环境这四个要素。希望在增长中解决发展的问题，从中长期看，往往会带来更大的矛盾和问题。尤其是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人的发展成为这个发展阶段的核心目标，仅仅坚持增长是解决不了发展中的全部问题的，更难以解决结构问题、资源环境问题、就业问题以及人的自身发展问题。现在提出来要终结以GDP为中心的增长主义，就是因为它难以实现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目标。
　　2.由“国富优先”向“民富优先”的理念转变
　　国富、民富都十分重要。问题在于长期实行国富优先的增长会使国家生产力优先并快于民众消费能力增长，导致社会总需求不足。中低收入群体消费能力、消费倾向引起社会总需求不足。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发展缺乏内生动力，并导致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坚持民富优先的发展，能带来老百姓收入水平的提高，带来社会消费率的提高。由此，明显拉动国家实力的增加，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在发展的新阶段“民富优先”有利于实现“民富国强”的大目标。
　　3.由“做大蛋糕”向“分好蛋糕”的理念转变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做大蛋糕”将是我国中长期经济发展的目标。当前，“做大蛋糕”的约束条件发生了重要变化。30年前，“做大蛋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要素短缺，尤其是资本短缺。当前，“做大蛋糕”仍然有资本等生产要素的需求。从现实看，从中长期趋势看，从社会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看，能否“分好蛋糕”成为“做大蛋糕”的主要约束条件。我国已进入“不分好蛋糕就做不大蛋糕”的关键阶段。
　　4.国有资本由“盈利性”向“公益性”理念的转变
　　“国进民退”成为当前社会各方面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我认为，只要目标明确，应当“国进”、“民进”并举。问题在于，国有资本往哪进？第一，在国有资本的形成上，过去主要依靠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资本的积累和扩大，国有企业仍有着特定作用，但需要更多地依靠社会力量和社会的经济活动，并使其逐步成为国有资本形成和扩大的重要来源。第二，在新阶段国有资本的定位上，国有资本应当更多地配置到公共领域，而不是市场领域，并且从一般市场领域中退出。为此，需要国有资本在盈利性、公益性之间做出平衡和选择。一方面，在市场主体基本形成的背景下，国有资本不应当也没有必要大量配置在市场领域，与民争利；另一方面，在公共产品短缺的大背景下，国有资本应当强化其公益性。国有企业不是不要盈利，盈利性是一个企业的基本属性。但对国有企业来说，需要把盈利性建立在公益性的基础上，促进国民福祉的最大化。

作者简介

    迟福林，1951年8月生。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全国政协第十一届委员会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海南省首批有突出贡献专家，2002年被中组部、中宣部、国家人事部和国家科学技术部联合授予“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荣誉称号”；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海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东北大学、西南财经大学等重点大学客座教授或特聘教授。

    [相关链接]我国需求结构的变化

　　□从生活必需品到耐用消费品。比如说，我国恩格尔系数呈逐年下降趋势。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在1996年降到50%以下，2000年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也降到50%以下。到2008年，城镇恩格尔系数进一步降到36.3%，农村恩格尔系数则降到43.1%。在生存性支出比例大幅度降低的同时，城乡居民对住房、汽车、电脑、高档电器等消费品的需求更加普遍，耐用消费品的需求开始大幅增加。
　　□从私人产品到公共产品。总体上看，改革开放之初吃饭、穿衣等私人产品的严重短缺开始成为历史，全社会公共产品的需求全面快速增长，公共产品短缺的时代开始到来。这突出地反映在城乡居民的发展性消费支出比例明显超过生存性消费支出比例。教育、医疗、养老、就业、公共安全、基本住房、资源环境等这些公共产品的短缺，开始成为全社会的突出矛盾。适应这个大趋势，基本满足全社会对基本公共产品的需求，是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战略任务。
　　□从物的发展到人的发展。首先，表现在人的自身发展。突出反映在健康、受教育程度、劳动就业、基本社会保障等方面，这就必然提出逐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客观需求。由此可以看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随着发展阶段和社会矛盾的变化而提出的一个历史性的大课题。其次，人的公平发展。当前，最重要的是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长期坚持的城乡二元结构和二元制度安排到了需要改变的时候。统筹城乡发展，加快城乡一体化，已成为发展方式转变的迫切要求。第三，人的全面发展。比如发展权、参与权等。我国现行的行政体制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公共治理结构。建立社会利益诉求渠道，建立社会参与的体制机制，从而形成比较完善的公共治理结构，是人的发展对行政体制改革的本质要求。

　　我国消费率呈下降趋势

　　1978年，我国的消费率是62.1%，2008年下降到48.6%，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点。2000年以来，消费率下降更为明显，8年时间下降了13.7个百分点。我国改革开放之初，居民的消费率将近50%，现在只有35%，下降了将近15个百分点。
　　从国际比较上来看，我国的消费率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落后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比如和金砖四国的巴西、印度和俄罗斯比，巴西是75.7%，印度是64.9%，俄罗斯是67%，我国的消费率落后于金砖四国的其他三国大概15-20个百分点。

　　我国城市消费进入新阶段

　　我国的城市消费开始进入以汽车和住房为主的重要阶段。从汽车需求来看，2009年我国的汽车销售量达到1300多万辆。近几年汽车工业也将呈现比较好的发展趋势。从城镇住房的需求来看，保障性住房需求、改善性住房需求、投资性住房需求的全面增大，这也正是现在房地产处在一个比较复杂阶段的客观原因。此外，农村的消费潜力巨大。世界上有一句流行语：具有七亿人口的中国农村，将是未来世界消费版图上的最大亮点。从现实看，农村生存性的消费需求支出开始降到45%左右，发展性的消费支出开始提升到50%以上。我国农村这个世界消费版图的亮点，可以说潜力开始逐步释放。这将对我国形成消费主导格局产生巨大的影响。 （链接均自迟福林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