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发

    戴国庆，“老成派”专家，博文名“钢牛”，是一位对钢铁行业有很深感情的老学者。尽管没有管理过钢铁企业，但是在首钢研究院数十年的工作经历，让他对无论从理论还是企业经营方面都有独到的见解，他的观察角度往往从国内钢厂实际情况出发，持续关注铁矿石谈判，但是却为每每失败的结果而揪心不已。
　　白益民，“少壮派”专家《三井帝国在行动》的作者。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不是学者，而是商人。1993年12月底，经过北京市外企服务公司(FESCO)的推荐和一次简单的面试，白益民无意中进入了日本三井物产株式会社北京事务所(现三井物产(中国)有限公司)的粮油食品部工作，并工作了整整12年，丰富的外资工作背景让白益民的观点颇具“国际化”，在铁矿石话题上，他习惯从日本的案例中反思中国的不足并学习经验。
　　一老一少，一位有着资深老国企的从业，一个是混迹外企多年的业内人士，不同的经历决定了他们视角的不同。
　　当两位同时以嘉宾身份出现在和讯近期举行的“聚焦铁矿石困局”的沙龙中，他们不同的视角和思考自然引发了各自观点的交锋和碰撞。

　　交锋未来：铁矿石的指数化

　　戴国庆：铁矿石市场仍将是市场机制主导的市场。
　　白益民：铁矿石涨价已经离谱。

　　“现在长协供应体制并没有崩溃，变化的只是定价机制的改变。”戴国庆对目前铁矿石供应形势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表示，长协供应首先是稳定资源保证，具体怎么样定价只是其中的条款之一，只是一个组成部分。现在定价机制变了，由年度定价变成季度定价，并不意味着长协矿供应机制崩溃，因为原来承诺的供应量没有改变。　
　　在戴国庆的眼中，并不认为现在季度定价和普氏指数确定季度定价就意味着金融化，中国的铁矿石离金融化还差得远。“即使它现在是指数化，参照指数进行交易，这个指数的编制是根据中国现货市场价格，而现货市场并没有外国金融资本参与，金融资本也不可以对这个指数进行交易，所以说铁矿石将金融化是不对的。”戴国庆表示，“中国铁矿石市场仍将是充分竞争，市场机制主导的市场。”他认为，与中国现货市场价格挂钩的季度定价将成为常态，而改为季度定价对中国钢铁企业未必是绝对的坏事。　
　　但是白益民却对其过分强调“铁矿石现货价格是由市场定价”不太认同。他表示，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是有规律的，铁矿石涨价与铜，与石油、黄金等大宗商品是相同的趋势，我们看到铁矿石涨价已经是持续、翻番地往上涨，也就是说铁矿石的涨价已经离谱了。
　　“这个问题根结还是在于垄断的矿石商，或者说矿石商的背后的外国资本，正在不断往里注入资金和操控这个市场。”白益民接着反问道，“只要三大矿山缩减供应量，现货价格马上上涨，这样的现货市场还能说是‘市场机制主导’的吗？”
　　白益民用简短的话语表达了自己对铁矿石金融化的担忧。
　　“因为商品一旦变成期货产品的话，意味着市场已经从原来实质性的实物变成了金融和消息博弈之处，在国际金融炒家的操纵下，对于没有经验的中国企业来说，进入所承担的风险巨大。”
　　白益民说，他认为，三大矿山之所以希望把铁矿石做成期货市场，实际上也是瓦解中国人自身的抵抗能力，把钢铁实业演变成金融和投机市场。事实确是如此，除了早在2009年5月摩根士丹利、高盛和巴克莱三大投行曾联手推出了现金结算的铁矿石投机交易外，还有很多金融大鳄都已相继进入铁矿石市场。

　　交锋现状：“市场机制主导谈判”vs“用国际垄断对付矿山垄断”

　　白益民：宝钢怎么能代表中国钢铁行业去谈判？
　　戴国庆：应该理解和支持宝钢。

　　“如果让钢产量只占我国钢产总量10%的宝钢，怎么能代表中国钢铁行业去进行谈判呢？”同在沙龙演讲桌的另一端的白益民，表达出了自己的质疑，“宝钢的产品结构比较高端，对铁矿石价格上涨的承受能力也较其他钢厂强，如果单纯从企业自身角度出发，宝钢可以接受的价格，可能别的钢厂就亏损了，这种严重的不平等性恰恰暴露了我们‘需求松散’这一根本的问题。”
　　“我们应该用中国的垄断应对三大矿山的垄断。”白益民语气坚定地表示。在他看来，目前三大铁矿石商是垄断企业，日本韩国都是统一的，但惟独我们的进口商却都是分散的，各自为主的，正是这样的不平等令我方在谈判中永远处于被动。
　　交锋再次出现。因为曾在老钢企工作数年，这些话戴国庆听来确实有些刺耳。
　　“宝钢作为一个钢铁企业，参与谈判已经非常不容易，但是国家相关部门应该给予支持和理解，这只是企业的正常的商业谈判，不要夹杂太多的民族感情和国家利益。”他忍不住为饱受舆论指责的宝钢抱屈，言语中透露出更多是理解和无奈。
　　他把铁矿石谈判失败的主要原因归咎在中国自身，特别是在于谈判主持者在形势判断和战略选择上的失误，包括没有尊重供求决定价格的基本原理，对中国铁矿石市场供求，特别是需求预测屡屡失误，去年目标过于冒进，且片面强调了“中国模式”等。
　　“总而言之，就是不了解市场规则，试图用计划经济的老办法，解决铁矿石市场中的矛盾。”戴国庆说，“中国有一些钢铁企业不注重利润，不挣钱也要生产，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放大了铁矿石需求，抬高矿价。”他强调，钢铁和铁矿石市场要坚持市场经济，中钢协应退出谈判，由市场机制去主导谈判局面。
　　“用中国的垄断对付国外的垄断”，我不赞成这样的做法，”戴国庆说。他认为，这样的做法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并没有好处。钢铁企业内部肯定有协商，有通报，至于采取什么样的具体形式，我想企业老总自己足够聪明，只要钢协不管这个事儿，放权，钢铁企业自己会很好地解决的。
　　“长协存在的条件必须是内部统一的情况下才能跟人谈长协。而目前中国目前的局面，长协价早就不存在这个基础了，只有从体制深层去改变。”白益民更加详尽地解释了自己的‘想法’：中国可以考虑变相回到加入WTO以前的体制，建立一个负责铁矿石进口的贸易专营权组织。这个组织就像原来的五矿集团，统一谈判、负责进口有色金属、钢铁等。这样，中国铁矿石的储量、钢铁产量，铁矿石厂家的利润水平、铁矿石的具体需求量等都被隐藏起来，中国就能在谈判中掌握主动。
　　同时在利益平衡以及相互监督上，这个专营权组织同样可以采用五矿的股权分化，向全国大中型国民企业(国有、民营)进行股权分化。也就是说，贸易专营权组织不是某一家企业，而是由多家企业组成，代表整个的国家利益负责进口，然后在内部完成分配。
　　“钢铁就是工业的粮食，对钢铁实行专营权，实行计划经济式的‘垄断’行为，实际是针对全球垄断所必需的，不然我们的国家利益会受到巨大损害。”白益民坦言。
　　除了对铁矿石统一进口外，白益民还表示，须进行钢铁储备等的国家配套政策。如果在钢铁低迷期时，库存更多的钢铁，中国就能够从容应对铁矿石需求的大增。

　　交锋需求：钢材产量“峰值”重要，还是利润关键？

　　戴国庆：中国钢铁业粗钢产量峰值可能很快到来。
　　白益民：讨论钢铁产业多大意义不大，整个行业实际上在为别人打工。

　　必和必拓曾经在一系列投资会议和推介会上大力地宣传未来铁矿业发展前景如何广阔，其中有一个曲线，画的有韩国人均粗钢消费量现在达到1000公斤，日本最高的时候达到800公斤，美国也达到了600公斤。如果按照中国现在人均300多公斤的情况算，要达到韩国的程度，至少需要粗钢水平达到14亿吨。这说明，中国对铁矿石的需求足以令三大矿山充满信心。钢材生产决定了铁矿石的需求。那么，中国未来要达到钢铁的高峰究竟会是多少？
　　“未来铁矿石价格不会长时间单边上涨，这里有一个隐含的前提，中国钢铁业粗钢产量峰值可能会很快到来。”戴国庆告诉记者。他估计，从比例来看，由于中国粗钢产量基数已经很高了，直接出口和间接出口永远达不到日本和韩国的水平，人均500—600公斤之间达到峰值，将来可能会是差不多的。这个峰值是多少？根据他的判断，应该在7—8亿吨左右，由于我们的产能增长很快，我们可能1、2年就将达到峰值。
　　“假如中国钢铁业有一天不再增长了，单就不再增长这一点就会对全世界铁矿石现货市场产生重大的影响。”戴国庆表示。
　　一样的话题，在白益民看来，他更关注的是却不是钢产量的多少，而是钢铁产业背后的利润。
　　“我们一直讨论我们的钢铁产业有多大，我认为意义不大，因为我们整个行业实际上在为别人打工。”白益民“直言不讳”的指出。众所周知，对三大矿山而言，铁矿石成本每吨不到20美元，但是目前每吨的价格已经涨到到超过160美元。相比较下，大中型企业的销售利润率仅为3.25%。这充分说明，钢铁行业已经被上游垄断资本拿走了最高利润。
　　“外围的资源、技术、市场达不到的情况下，我们在不断地扩大产能，实际上我们不断把自己这头‘猪’养肥，以后再被外国人拿走。”白益民表示。令他感到担心的是，未来可能的趋势是，等经济危机一来，这些上游垄断资本就会向下游走，也就是等我们的钢铁厂无法经营的时候，这些上游的力拓、必和必拓就会开始收购我们的钢铁企业。

    [延伸阅读]

    铁矿石成为钢铁行业沉重的枷锁

    2003年，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此后中国的铁矿石需求量一直居高不下。2009年，在全球其他主要铁矿石进口国需求大幅下降的情况下，中国的铁矿石进口量达到了6.28亿吨，比上年同期增加了1.84亿吨，对外依存度从2002年的44%提高到了近70%。

    铁矿石谈判大事表

    2005年：日本新日铁公司与巴西淡水河谷公司率先达成71.5%涨幅的首发定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