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育子女成本上升是生育率下降的重要因素之一。新华社记者 秦晴 摄

    自上世纪70年代我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的国策以来，人口问题一直都是我国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问题。长期以来，人们所关心的几乎都是如何才能把中国的人口控制在一定数量以内，似乎没人为人口下降而担忧。老龄化、少子化、低生育率，在国人看来仅仅是欧洲人和日本人为之苦恼的问题。然而近年来人口学研究的结果却不断反馈回一种截然相反的信息：中国可能正在走上与欧洲和日本相似的道路，甚至会出现短期内难以扭转的人口负增长局面。而如此的人口变局又将会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构成多大挑战？一时间，人口安全问题已被提升到关乎整个民族发展的高度上来。

　　人口增长率大幅下降

　　据中国人口协会网上的数据显示，整个亚太地区自2000年以来的年均人口增长率已经降至1.1%，虽然人口死亡率降低了，但出生率降低的速度更快。在2000年至2005年期间，整个亚太地区的产妇人均生育2.4个孩子，而在1995年至2000年期间，这一数字为2.9个。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出台《2008年亚洲及太平洋统计年鉴》中指出“一旦总和生育率降至维持稳定的人口水平所需的人口替换率(2.1)的标准以下，就代表该地区的人口数量出现下降”。
　　自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人口的出生率的下降已导致人口增长的放缓，此后这一状况维持了近20年。而目前中国妇女平均的生育水平持续保持在1.5以下，也就是说平均每个育龄妇女生孩子的总数不到1.5个，有专家指出，这是一个极端危险的数字。这意味着，如果中国生育率继续保持在这一水平，在并不很遥远的未来，中国人口会以平均每30年减少四分之一的速度下降。
　　对此，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克莱因博士曾提醒中国说：“从某种程度上讲，人口增长减缓的确可以使得一个国家在经济上获益。五、六十年代的日本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但自八十年代起，日本也正是因人口增长减缓而导致社会负担逐渐加重和劳动成本增加，从而拖累了经济发展。虽然这样的变化总会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但中国如果稍有不慎也会在几十年内重蹈覆辙。”

　　多方原因降低生育率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开始实行的基本国策——计划生育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中国人口的增长速度。然而提及生育率的下降，有专家指出，这是目前许多国家和地区所共同面临的问题，其原因也非常的多样化。
　　来自多个国家的经济学家都曾表示，新经济体的崛起与全球化大趋势对生育率的下降造成了直接原因。美国前任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在《卖命工作的诱惑——新经济的矛盾与选择》一书中指出，随着工业国家的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有钱人因忙于赚钱和享受而无暇生育，而穷人却因养不起而不敢生育。
　　湖北大学教育管理系的两名教授则提出了“教育具有抑制人口增长过快的功能”的说法。随着教育在妇女群体中的普及，社会与家庭分工的传统观念也在发生着根本的变化，调查显示，近年来，女性生育年龄与其受教育程度是呈正比的。而离婚率的升高也在一定程度上推迟了国人的平均生育年龄。记者在一些相关的论坛上也注意到不少网友还表示“在不愿意生育的人群中，有许多是在于付出成本过高。生一个孩子也许还容易，但在目前的教育模式下，育一个孩子的花费之大是有目共睹的。”
　　此外，北京女子医院的一名医师也对记者表示：“在日益增大的压力之下工作生活，令许多处于生育年龄的人多少会受到心理因素的影响，选择晚育、不育或者出现受孕困难等情况。”

　　经济和自然都需“以人为本”

　　虽然，重视人口安全问题的呼声越来越高，但在古时候的中国，民间曾盛传“财丁不能两旺”的说法。而现实中的例子似乎也都遵循着这一准则。在世界范围内，总是富裕发达国家的生育率在逐步下降，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却增长迅速。就是在中国，也是生活水平较低的农村生育率高于生活水平较高的城市。于是“人口爆炸”等有关人口膨胀的预言一度让许多国家忧心忡忡。到了几百年后的今天，人口问题依然是人们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只是问题矛头指向的不再是人口膨胀，而是人口的缩减。
　　日本在去年的国情报告中指出，人口问题势必对今后日本综合国力、产业竞争力以及科学技术人才产生严重影响。缺乏劳动人口以及科技产业人才，将成为今后长久困扰日本的最大难题。也有统计显示，退休年龄在欧美国家已经一再延长，甚至连终生就业也可能成为一种模式被延续下去。而这一问题在中国也已造成了年轻人就业的极大压力。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人力，对人口一味的控制势必会影响社会进步的正常节奏。同时，生育繁衍也是生命的自然规律，人类是无法与之对抗的。
　　关于计划生育该不该继续的争论已越来越多，对此，计生委的有关负责人表示：“就算现在鼓励生育，也无法在短期内改变目前的社会人口布局现状。中国依然拥有巨大的人口基数，我们鼓励适当地提升生育率而并非盲目通过生育引起再次的人口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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