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与山西、上海、浙江、重庆等5个省市今年正式启动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相关实施方案尚在制订之中。数位省政协委员纷纷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建议养老金标准应与GDP挂钩，公务员养老应当一并改革。如果养老金真的与GDP一起涨落了，地方政府GDP吹水、养老金下调底线、贫困地区养老金标准等问题，则面临着现实的考验。 ——编者按

　　养老金：收入谈判机制空白

　　王晓林

　　近日，有多位省政协委员针对《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建议养老金标准应与GDP挂钩。
　　我国的机关和事业单位人员的退休养老制度自成体系，机关公务员退休后，基础工资和工龄工资全额发给，职务工资和级别工资按比例发给；事业单位人员退休后，按基础工资和岗位工资两项之和的一定比例发给。
　　鉴于改革的方向是向企业养老金制度靠拢，所以我们不妨研究一下企业养老金与GDP之间的关系。
　　按照《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2005]38号文）相关规定的计算公式，企业养老金决定于当地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而职工平均工资与GDP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数据显示，2007年全国城镇在岗职工平均月工资为1850元，相对于2000年的780元增长了2．4倍，与此同时，全国人均GDP从2000年的7078元增至2007年的18934元，增长了2.7倍。由此看来，养老金标准事实上是与GDP挂钩的。
　　政协委员们之所以认为养老金制度向企业靠拢后，事业单位员工的福利将被剥夺的真正原因在于，与事业单位养老金和退休前实际收入的差距尚在可接受范围不同，现行的企业在岗职工工资基数太低，即便与GDP同步增长，仍无法保证这是一个体面、合理且能被接受的收入。
　　究其原因，有一点极为重要，公务员及事业单位职工养老金全部来自财政而非社会统筹，抛开公务员阶层自身即为政策制定者这一特殊性，纵是事业单位从其历史渊源来看，也多脱胎于政府部门，至今仍与行政权力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些因素保障了其在养老金问题上的议价能力。
　　与之相比，企业，特别是非垄断型的国有企业，一旦在没有类似工会组织作为其利益代言人出面参与定价谈判时，包括养老金在内的福利被漠视当然也就显得顺理成章。
　　虽然审读当中的社会保险法规定，将根据实际情况适时提高基本养老保险水平，但具体到如何提高企业职工群体对政策的游说能力，仍是一个技术瓶颈。
　　
　　让公众福祉搭上GDP列车

　　张璐

　　GDP在中国不只是一个经济指标，它还是一个在各级政府和官员中能够达成最广泛共识的政治图腾。让养老金标准与GDP挂钩，这个建议背后的逻辑，其实是将民众对公平的诉求与各级政府效率至上的发展理念捆绑起来，让公众福祉搭上GDP的高速列车，因为在中国，后者总不会缺少前进的欲望和动力。
　　提起与GDP挂钩，有关教育投入与GDP挂钩的案例可与上述建议相类比。早在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就提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要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4%。但这一目标提出16年来从未实现过。可见，梦想照进现实，还有相当一段路要走。
　　我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行养老保险制度最容易导致委员们的建议无法实现的因素是：统筹层次太低，仍然徘徊在县、市一级水平。养老保险没有一定资金量和一定范围的调剂规模，很难达到理想的共济功能。以眼下正在推行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为例。我所在媒体前段时间恰对粤东某贫困县新农保试点展开调查。这项被赋予重要历史意义的养老制度改革，最大的亮点是首次明确了中央和地方财政补贴农民参加养老保险。但在实际操作中，县级统筹令财政捉襟见肘的贫困县力不从心，转移支付资金只够解决教师工资，他们根本拿不出配套资金推行新农保。中央的政策目标到地方往往口惠而实不至，很显然，这并非孤例。
　　以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观之，实现“养老金随GDP增长幅度增加”，对于发达地区或许不是难事，但对于欠发达地区，如果不改变“上级请客、地方埋单”的局面，这一目标基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养老保险制度实质上是国民收入的二次分配，它是调剂不同人群和不同地区之间收入公平的手段。社会化范围越广，层次越高，则越有利于不同地区间的资源调剂，就越能够实现公平。从这个角度看，在全国范围内调剂使用养老基金是实现“养老金随GDP增长幅度增加”的前提，而做到这一点，则先要破除区域间的利益壁垒。

    养老金不是公务员专享

　　康不德

　　让养老金与GDP挂钩，实在绝妙。如此一来，养老金可以水涨船高，不仅真正落实“让人民群众享受到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的成果”，还可以抵御通货膨胀，实在是有百利而无一害。
　　却也不对，如今伴随着事业单位的养老金制度改革，只有公务员的养老金跟随GDP的步伐演绎步步高的传奇，如果所有的养老金都跟着GDP走，公务员体系会不会丧失优越感？其实，本来就不该有什么优越感，如果独独公务员可以享受到GDP成果，那只能让各行业优秀人才频频流向公务员系统，但这却和“小政府、大社会”的现代政府理念背道而驰。我们总不能到了21世纪，还要死抱着大政府的肥壮大腿不放吧？
　　有一种说法是养老金所需财政份额过巨，让财政不堪重负，因此需要减负。而减负的天然对象就落在了事业单位头上，毕竟，由公务员体系主导的改革方案不会让公务员自己吃亏，他们是始终要和GDP保持高度一致的，这些年接二连三的公务员加薪无比鲜明地说明了这一点。
　　但是作为一项社会福利，养老金制度应当普及全社会而不是某一特殊群体。执政党要提高自己的执政能力，既要依靠施政方，也要依靠被施政方，“水能载舟，亦可覆舟”，包括前执政党在内的诸多案例皆是前车之鉴。故而，应当使施政方和被施政方在养老金制度上面达到和谐统一，使其为全社会所平等共享。
　　至于财政负担，各项数据均可显示，咱政府腰包里有这么一份钱。因为只需“三公消费”稍微自我约束下，养老金的钱便足够了。这当然就需要公务员系统再多做一点牺牲，少吃点，少喝点，少玩点，多考虑下政府财力和人民困难，养老金问题便可迎刃而解了。
　　只需公务员同志们发挥下高风亮节，全社会的养老金福利都能得到保障，大大加强党的执政能力，何乐而不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