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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丑早春,上海继海外抄底金融人才后,在金融中心建设过程中又为吸引人才新开了口子。2月最后一周,上海市政府向各区、县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下发了《持有<上海市居住证>人员申办本市常住户口试行办法》（下称《办法》）。根据这个《办法》,持有《上海市居住证》累计满七年以上人员,可有条件转为上海市常住户口,但相关申办将实行年度总量调控。
这里所说的“有条件”,至少包括四项基本条件:申办人员需要在持证期间,按规定参加上海市城镇社会保险满七年;依法在上海市缴纳所得税;在上海市被聘任为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者具有技师（国家二级以上职业资格证书）以上职业资格,且专业及工种对应;以及无违反国家及上海市计划生育政策规定行为、治安管理处罚以上违法犯罪记录及其他方面的不良行为记录等。但即便是达标,也不一定就可以转成上海户籍,还需要考虑当年的名额总量,但对于名额总量,目前还没有细则规定。
尽管如此,这还是给在上海打拼多年的非上海户籍的人士带来了新希望(000876,股吧)。根据估计,上海目前有600万非上海户籍人口,但第一轮大概只有3000多人才能从中获益。而艾瑞迪（James
T. Areddy）在“中国日志”（China
Journal）的一篇文章中说,这个《办法》的试行期为三年,是一个短期方案,并且只有在汽车、航空、机械、航运、工程和金融领域工作的人员有资格提出申请。或许在政策制订者看来,只有这些领域内的“人才”才算是“人才”。
那么,一个限制总量、控制行业、并且只试行三年的《办法》,真的能够吸引相关专业人才源源不断涌向上海吗？这一户籍新政能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添砖加瓦吗？至少在眼下,答案都是不确定的。或许,探究一下这个《办法》出台的前因后果,会有助于我们理解这项政策背后的真正含义。
首先一条,当然是因为逐渐突出的上海人口老龄化的趋势。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城市人口下降,上海开始逐步放宽定居的政策,欢迎外省及海外人才到上海公司工作。其中最主要的动力是让新来的工作者缴纳养老金,以弥补原有养老金的缺口。因为老龄化意味着老年人越来越多,但年轻人或者说在岗工作者少,这样需要养老的钱越来越多,但缴纳的养老金却不见增长,养老金缺口势必越来越大。所以,放宽定居（而非户籍）政策就有这方面的考虑。
1994年,上海推出了“蓝印户口”,用以配套购房落户政策,也旨在推动上海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因为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为上海的地方财政提供了巨大的收入。当时总计发放了42000份蓝印户口。但这个措施与楼市的价格涨跌紧密相关。2002年楼市过热,上海就停止了这一做法。也就是说,蓝印户口政策前后维持的时间近8年。而此番户籍放闸的《办法》期限是3年。而且相比于购房落户而言,此番入户限制,显然更为严格。
不过,试行《办法》的好处是会鼓励更多人办理居住证,而办理居住证也就意味着为上海缴纳养老金,有助于政府缓解养老金缺口上的压力,因为不然政府就需要动用财政去补贴养老金的缺口。但使用《办法》来鼓励居住证进而鼓励缴纳养老金而实际上并不一定能落户,更类似于“拆东墙补西墙”的策略。对于办理居住证满怀落户憧憬的人才而言,未必是公平的制度,某种程度上,与政府希望彰显的吸引人才的态度也并不一致。恐怕这会更多被认为是一种急功近利的做法,而非真正对人才放开怀抱。这对于目标远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而言,尤其是明确了人才先行的策略而言,实在不能算是一个巧妙的招数。
当然,上海在认定人才方面,标准向来非常苛刻,在这个拥有1900万人口（这已经包括了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的超级大都会中,只有11%的人被认为是所需的人才;而在纽约、东京和香港,这个比例分别是24%、34%和21%。也许这也表明了上海与上述城市之间的差距。那么,大规模放开户籍,是不是一定会导致所谓的城市福利压力呢？至少就纽约、东京和香港的经历来讲,不一定。
也就是说,至少将专业人才的比例提高至20%,似乎应是上海一个可以企及的目标。
如此说来,则上海在放开户籍方面还可以更进一步,例如,让企业和社会组织自己来认定人才,交由政府备案即可,因为这些市场上的组织,比政府更懂得什么是人才,而政府挑选人才的标准又未必适合企业。所以,让市场来挑选人才,然后政府备案,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同时需要去除的顾虑是,放开户籍制度虽然会增加城市福利供给的压力,例如要在教育、疗等方面有更多支出,但同时也要意识到,这些新增的人才将会为城市创造更多的财富,至少,他们缴纳的税收带给城市的收入,就可能远远大于上海市财政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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