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股田制”改革实验已被叫停，问题的关键在于，应借助细密的制度设计，更为充分、有效地保障农民对土地的权利。

　　曾经备受关注的重庆“股田制”改革实验已被叫停，现在，重庆市又开始了新的尝试，进行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其目标仍然是推动农村土地流转。(据《南风窗》报道)

　　其实，自八十年代农民享有稍微稳定一些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之后，农民就已经开始自发地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但在同时也始终伴随着另一种形式的土地流转，即基层政府、或者村集体拿本来属于农民的土地进行流转，包括实行规模经营。近几年来，这种强制、半强制性流转的形式越来越多，规模也越来越大。包括各地出台的撤村并镇计划、以宅基地换房计划等。
　　表面看起来，这样的做法能够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使土地用以更有价值的用途，增加土地的产出。问题是，土地如此流转的主体是地方政府或村集体，它们推出各种各样的土地流转形态，要求农民参与———有的时候甚至是强制农民参与。不难理解，由此所实现的效率与农民无关，农民没有充分享有效率改进所带来的收益。相反，很大部分收益被那些积极地推动土地流转的地方政府、村集体占有了。
　　由此可以看出，必须借助特定的制度安排，才能使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制度创新能够真正具有改进农民福利的效果。这一制度安排其实不难，就是让农民享有更为稳定、充分的土地权利，让农民自己来决定怎样利用土地，让农民自发地创新各种流转土地的新制度。
　　目前，一些地方政府似乎没有采取这样的态度。相反，却热衷于自己提出各种各样的土地流转方案。其中某些方案把农民从土地的主人变成了无足轻重的角色，事实上是扩大地方政府进行土地经营的范围，从城市国有土地扩大到乡村集体土地上，借以获得土地财政收益。
　　中央政府果断叫停这样的做法，是有必要的。鉴于目前的土地产权安排和财政安排，在土地问题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民的权利、权力与利益是不同的。农民当然希望对土地拥有更充分、更稳定的权利，从而获得稳定收益。中央政府更看重土地的稳定功能，希望保持农村社会稳定，为此，希望土地能够成为农民的定心丸。而一些地方政府却希望实现农业产值的快速增长，希望通过圈占土地，获取更多经营土地的财政收入。
　　分析这样的利益结构就可以发现，中央政府与农民的利益是共同的。因而，过去二十多年来，中央政府的农村政策反复强调稳定土地承包。这一点，也是本轮农村土地制度变革的内容所在。与此成对比，一些地方政府似乎更重视土地流转，并且推出种种土地流转制度。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发挥作用，密切监督各地政府出台的土地流转制度创新很有必要。更重要的是，借助细密的制度设计，更为充分、有效地保障农民对土地的权利，使农民可以抗衡一些地方政府、村集体不合理的流转安排。农民有了这种权利，自然会自发地创造出合理的土地流转制度。只要农民有权利，土地自然会合理地流转。否则，地方政府、村集体、城市资本趁虚而入，由此推动的土地流转必然会导致严重经济与社会问题。